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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師道”的跌宕命運

日期:2018-04-19 【 來源 : 新民周刊 】 閱讀數:0
閱讀提示:“師道尊嚴”的本意,在于希望世人尊重知識,尊重道理。
記者|姜浩峰
 
  “師道尊嚴”,這是不是一個很土的詞?是不是很久沒聽到過了?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師道”“師徒”等等概念,似乎正在離我們遠去。
  什么?“一日為師終身為父”?這句話會讓“90后”“00后”很尷尬哦。他們會說,從初中開始,老師就教育稱,當代的師生關系應該是——建立在尊重、愛護、平等、民主基礎上的。許多“老古董”概念,真的沒有必要拿出來了……
  即使位處師長地位的人,也不免認為師道尊嚴到了該改變的時候。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會長瞿振元教授已年過七旬。他認為,對 “95后”大學生來說,無論是管理還是教學以至師生間的相處模式,都面臨著極大的挑戰,傳統的師生關系已經不適應這個時代。
  回顧中國數千年文明,凡是師生關系傳為佳話者,確實又有著一些相同點,甚至包含了師生間的尊重、愛護、平等、民主。這些看似很潮流的東西,其實早萌芽于古代。
  師道尊嚴,確實該變。只是,該保留什么,該丟棄什么,又該如何把握呢?
  中山大學教授黎紅雷稱,傳續文化,從個人的層面來看,就要重視學習;從社會來看,自然就要敬重作為文化傳續者的老師,畢竟老師是讀書學習的指導者與引路人;從國家的層面來看,就要重視教育。
  
延續兩千多年的師道
  
  中國古代,明清時期,許多人家客堂里要擺放一個牌位——上書“天地君親師”。
  將老師的地位與天、地、國君、父母雙親并為一談,可見當年人們將老師的地位設置之高。敬天法祖、孝親順長、忠君愛國、尊師重教,成為了中國人長期以來基本的價值觀。
  到了近代,沒了皇帝,這牌位仍然存在,只不過換了一個字——從“天地君親師”變為“天地國親師”。沒了皇帝,但國家還在——只不過從君主制變作了共和國,天還是那個天,地還是那個地,親還是那個親,師還是那個師。
  回看天地君親師思想的由來,早在先秦時期就已產生。
  《荀子·禮論》中有這樣一段話:“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焉生?無祖先,焉出?無君師,焉治?”
  在荀子看來:沒有天地,就沒有生命;沒有祖先,就沒有人類的繁衍;沒有國君和師長,國家就無法治理。
  自秦至漢,及至后世很長一段時間,“天地君親師”的概念逐步強化。據考證,東漢時期,在《太平經》中最早出現了形式整齊的“天地君父師”的說法。北宋初期,“天地君親師”的表達方式已經正式出現。明朝后期,民間更是開始大肆崇奉“天地君親師”。清朝雍正初年,第一次以帝王和國家的名義,確定“天地君親師”的次序。從此,“天地君親師”就成為風行全國的祭祀對象。尊崇“天地君親師”達到鼎盛。
  仔細拆看“天地君親師”概念——祭天地源于自然崇拜。中國古代以天為至高神,主宰一切,以地配天,化育萬物,祭天地有順服天意,感謝造化之意。祭君王源于君權神授觀念。祭祖祭親源于原始的祖先崇拜。這祭師長,又是從何而來呢?
  黎紅雷認為,中國人傳統的“尊師”概念,應該與“重道”相提并論。恰如韓愈在《師說》中說的:“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
  “‘尊師重道’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尊師’與‘重道’,二者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 黎紅雷表示,“在韓愈看來,人不是生下來就有知識的,誰能沒有疑惑?而只有在老師的幫助下才能解決疑惑、獲得知識、懂得道理。因此,為了自己的成長,就必須尊重老師。韓愈特別指出,尊重老師的意義不僅僅是尊重老師本人,更是要尊重老師所傳授的道理。在我之前出生的人,他懂得的道理本來就比我早,我跟從他,自然要拜他為師;在我之后出生的人,他懂得的道理如果也比我早,我也跟從他學習,也把他當作老師,我學習的是道理,哪里管他的年齡比我大還是比我小呢?因此,不論地位顯貴還是地位低下,不論年長年少,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師存在的地方。這就是所謂‘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由此可知,“尊師”的實質在于“重道”,“重道”才是“尊師”的核心價值之所在。
  韓愈的觀點,事實上發端于孔子。《論語·述而》中有一段話:“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這段至今在中國家喻戶曉的話,道出了中國人千百年來對老師的真愛,實質上是對真理的真愛,亦即對道的真愛。
  黎紅雷認為,“道”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其本義是道路,后逐漸擴展為方法、技藝、規律、事理、學說、道德等多種含義,合而言之,可用“道理”一詞來概括。中國古代所有學派都把“道”作為最高的學問,最終的追求目標。儒家更是將其作為老師和弟子之間精神傳承的紐帶。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從這個意義上分析,“道”就是文化的象征,“傳道”就是對文化的傳續。“尊師重道的目的在于傳承和延續人類文化之精神、民族道統之精義,從而使其薪火相傳,經久不墜,歷久彌新。” 黎紅雷說。
  
尋回遺落的優秀傳統
  
  盡管“道”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著崇高地位,盡管“師道尊嚴”曾經是個幾乎神圣的詞匯,但自“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師道尊嚴”一詞就屢屢受到一些人的批判。
  北方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生導師王文革教授稱:“‘五四’時期開始,人們批判‘師道尊嚴’,似乎是因為它與傳統思想密切相關,屬于違背自由、壓抑人性、制約個性發展的東西,必須予以徹底清算。”
  清末民初的中國人面臨的,是積弱不振的國勢和列強侵略瓜分的險境。救亡圖存之際,有人希望徹底拋棄中國傳統文化。當年,新潮社成員毛子水就這么認為——國故,亦即中國古代的學術思想和歷史,從學術思想來說不僅比不上近代歐洲,還比不上希臘、羅馬。從歷史來說,“我們中國民族,從前沒有什么重要的事業;對于世界文明,沒有重大的貢獻;所以我們的歷史就不見得有什么重要。”胡適更言之,中國是百事不如人,藝術、法律、制度等等都落后于外國。
  隨著新文化運動的狂飆激進,一度,傳統文化遭到極端污名化,從此之后,傳統文化就與“落后、愚昧、封閉”等一系列貶義詞畫上了等號,名聲臭不可聞。
  王文革教授認為,人們批判“師道尊嚴”的同時,又大多誤解了這個詞的本義。王文革說:“這里似乎有一個誤區——就是在理解這個詞語的時候,人們并不是從理性上來認真弄清其含義后再展開批判,而是僅僅憑語感來展開批判:將‘尊嚴’當作一個現代漢語中的詞,‘師道’又是一個詞,而且又將‘師道’當作‘老師’來理解。于是,‘師道尊嚴’的意思,就被錯誤地理解為要尊敬老師,而且要無時無刻不問緣由地非常地尊敬。這當然是不能接受的。”
  王文革稱,“師道尊嚴”本來的說法,應當是“師嚴道尊”,出自《禮記·學記》:“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學。”歸根結蒂,“師道尊嚴”的本意,在于希望世人尊重知識,尊重道理。“因為老師是知識、道理的承載者、傳播者,如果人們連老師都不尊重,就更不用說去尊重老師所傳播的知識、道理了。師道尊嚴,我的理解,應該是這個意思。” 王文革說。換言之,如果一個職業是老師的人,無法做到傳遞知識,不能夠擔任道理的承載者角色,甚至沒有為人師表者所該具有的德行,那么,確實也無法得到應有的尊重。
  如果從“師嚴道尊”的角度去看問題,傳統儒家學問,甚或是明清時期流行一時的儒家的一個分支——程朱理學,只不過是學問之一種,道理之一類。事實上,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降,新知識、新學問、新觀點等等,其傳入中國的過程,又有哪樣是缺了教師之功的呢?
  當年,誕生了不少師生關系新論。比如著名的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曾用“從游”來比喻大學中的師生關系。他說:“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游也。”按照梅貽琦的觀點,在大學這片知識的海洋里,教師是導游者,引領學生搏擊風浪,學會本領;學生是從游者,亦步亦趨、緊緊相隨、慢慢長大。這是一種“從游”式的師生關系。
  在“五四”運動開始之前,1916年與1917年相交之際,蔡元培獲得北大校長任命。正是隆冬季節,大雪紛飛,黃沙撲面。一輛四輪馬車駛進北京大學的校門,徐徐穿過校園內的馬路,停了下來。這時,佇立著的兩排工友恭恭敬敬向馬車鞠躬致敬。未曾想,新校長竟然走下馬車,摘下禮帽,向工友們鞠躬回禮。中國古有禮賢下士的傳統,可堂堂中國最高學府的校長,竟然向“短衣幫”的工友們回禮——達到了禮賢下工友的份上,無疑是開風氣之先的。
  “當年,我的祖父持人才教育救國的主張。教育是一個家族、一個民族興亡斷續的根本大事。教育昌隆,則家族興旺國家繁榮。”蔡元培的孫女蔡磊砢曾經對《新民周刊》記者提及。正因為秉持著教育救國的理念,蔡元培在就職演說中,重點提到了“抱定宗旨、砥礪德行、敬愛師友”三條原則。禮賢下工友,無疑是認可了工友也是學校的一份子、是為教育工作做出貢獻的人。
  在蔡元培到任北大之前,北大可以說已經到了爛得不像樣的地步。
  1898年開張的北大,當年是由清廷創立的京師大學堂。其因維新運動而起,本質上是一所培養官員的學堂。那些學生多半不是為了做學問,而是為了“學而優則仕”。據說有學生帶著聽差上課,聽差進屋屈膝打千兒,口呼“請大人上課”。民國初年,京城著名的八大胡同還流傳著“兩院一堂”的說法:光顧這花街柳巷的客人,多半來自“兩院一堂”,“兩院”是參議院、眾議院,“一堂”自然是指京師大學堂了。這樣一所大學堂,哪還有一分一毫的師道尊嚴,或者是師嚴道尊呢?等級制是有的,可對道理的追求,則看不出來有多少。
  蔡元培對工友們的鞠躬回禮,這一行為,是對北大官氣的撥亂反正。他首先從自己做起。蔡磊砢稱,當年她祖父出于這樣的考量——將中華傳統文化與近代教育理念深度結合,從德、仁、誠等各方面塑造一代新人。
  尋回優秀的傳統文化,實則既是對傳統文化進行一番梳理,去蕪存菁有所揚棄。對于學問場里的禮教、嚴格的等級制等封建糟泊,自然要丟棄,可中國古代先賢對于道,對于真理的追求勁頭,今天的人們,無論作為前導大魚的教師,還是作為尾隨小魚的學生,難道不該更多借鑒學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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