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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催收,為什么那么猖狂?

日期:2019-12-25 【 來源 : 新民周刊 】 閱讀數:0
閱讀提示:當下的“暴力催收”,基本上指的是催收平臺在電話、短信等催收手段中使用了欺騙、威脅、恐嚇的語言和騷擾欠款人親友這種“軟暴力”。
作者|王 煜

  

  果曾經在網貸平臺借款逾期,那你多半經歷過“暴力催收”的考驗。繼P2P、“714高炮”之后,“暴力催收”成為中國互聯網金融又一個“爆雷”的區域。倘若“網貸陷阱”是“魔鬼”,那暴力催收無疑是“魔鬼”的幫兇,是壓垮借款人的最后一棵稻草。這樣的“魔爪”,究竟何時能被剪除?


被“圍獵”的欠債者


  林勇(化名)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會如此深刻地體驗到什么是“暴力催收”。因為在幾個網貸平臺有逾期欠款,現在不僅他每天要收到二三十次催收電話或短信,他的親朋好友也受到了同樣的騷擾。“欠債還錢的道理我懂,所以這些平臺怎么樣花力氣找我,我都無話可說;但是他們非得波及到其他人,這就做得太過分了。”

  他告訴《新民周刊》記者,他在各網貸平臺填過的緊急聯系人只有兩人,然而收到催收電話和短信的人數遠遠不止這個數量。林勇的父母、岳父母、兄弟,無一例外地都被催收騷擾;甚至他所在公司的老板,以及一個平常幾乎不怎么聯系的朋友,都接到了催收電話或短信。

  “這當然讓我特別尷尬,親人朋友就算了,我安撫幾句也就過去了;可是他們讓我公司領導也知道我在欠債,說我是‘老賴’,這是想讓我丟工作嗎?這樣我想還他們的錢也沒法還了啊!”林勇表示,他并不想當老賴,而是一直真心在想辦法還錢,只是能力有限,沒法馬上解決。

  催收平臺顯然并沒有嘗試去理解他的心情。林勇說,只要欠款逾期了一天,他們就開始給前述所有人打電話發短信。從他提供的錄音和短信記錄中,記者發現,不少平臺在聯系他的親友時,一上來就直接暴露欠款這件事,讓他毫無隱私和顏面留存可言。

  短信一般是這樣的風格:“某某欠款逾期已經3天,其電話一直不接,涉嫌惡意拖欠,我們已將其行為錄入征信系統。”“由于你欠款逾期,現在平臺認為你騙貸,已經進入立案起訴階段。望其親友遠離老賴,以免上當受騙。”“收到短信后若兩小時內未處理,你的拖欠案件將發給律師走訴訟程序,有疑問回電!”林勇說,他的父母收到短信后,非常著急,馬上來問他是不是真的要吃官司了,他花了好大工夫才把老人家的情緒安撫下來。

  林勇說,有不少人雖然在通話中號稱是某某網貸平臺的員工,但他們根本不是用平臺的官方客服號打來的,有的是個人手機,有的是歸屬地并非平臺所在地的座機。這讓他無法識別對方身份的真實性,畢竟這是涉及錢財的事情,不能輕易相信陌生電話所言。“而且這些號碼很多都被手機安全系統自動標記為‘騷擾電話’‘詐騙電話’,一般人誰會去接呢?不接,他們回頭又說我‘失聯’‘故意不溝通’。”

  有一個沒被系統標記以致他接起來的催收電話,讓他非常郁悶。電話那頭是一個冷冰冰沒有任何情緒的女聲,全程用很機械的話語對他只提問和下命令;林勇反過來問她任何話,她一律不作答,最后是對方先掛了電話。“我這是碰到鬼了還是碰到機器人了?”放下手機,林勇只覺得心塞得慌。

  不勝其擾之下,林勇向網貸平臺客服投訴。從錄音中可以發現,有的平臺客服直接不承認他們有向欠債人本人和緊急聯系人之外的人催收;有的客服在林勇的再三追問之下,承認了有將催收業務外包給多家催收公司,但對于他提出的“不要再騷擾我的那些親朋好友”的訴求,客服只表示會把信息傳遞過去,“但是由于是外包公司,他們能不能馬上停止,我們沒法控制”。實際上,在數次撥打平臺客服之后,他的親友依然被催收騷擾。直到他開始跟客服說,如果這樣的情況再發生就要去舉報,騷擾才逐漸減少。

  雖然現在自己和親友收到的電話和短信少了,但持續兩個多月的暴力催收已經讓他在家庭和單位都陷入了困境:妻子責怪他亂借錢,與他爭吵;單位領導開始不信任他,給他降薪、“穿小鞋”。“本來想著能靠家人的支持,以及工資收入來慢慢還債的。現在我欠的債沒還上,還失去了家人和單位的信任,我不知道他們為什么要這樣做。”


催收員的自述


  “他算是遇上了典型的暴力催收了吧。”聽完林勇的遭遇,曾在服務一家銀行信用卡中心的催收機構當過兩年催收員的于天(化名),向《新民周刊》記者如此表示。他說,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法治的完善,現在的“暴力催收”不大可能像以前存在過的或者影視片里的那樣對欠款者的人身自由進行限制或者做身體攻擊;甚至連派催收員上門都是很少使用的方法了,因為現在已經是網貸時代,欠款人分布在全國各地,如果要一一當面催收,成本實在太大,一些中小網貸平臺不可能承受得起。

  所以,當下的“暴力催收”,基本上指的是催收平臺在電話、短信等催收手段中使用了欺騙、威脅、恐嚇的語言和騷擾欠款人親友這種“軟暴力”。

  “其實,是不是正規的催收平臺,是不是在‘暴力催收’,你從電話里的前三句話就能聽出來。”于天說,他在催收平臺工作時,受過嚴格的培訓,催收用語必須非常規范。例如,如果自己是第三方催收機構,就一定要說是受某某貸款平臺委托的,而不能直接自稱是平臺人員;如果是在初期聯系欠款人的緊急聯系人,只能說類似“某某在信用卡中心留的個人信息需要更新,所以我們想聯系他,請您代為轉告”這樣的話,而不能直接暴露欠款人的債務情況。“而那些暴力催收,都是反著來的。”

  林勇說,他最開始需要貸款時,看到過這方面的新聞報道,知道網絡貸款的陷阱很多,所以一開始都是在比較大的銀行的網絡渠道申請的。在被暴力催收之外,他也收到了這些銀行的催收電話,他承認這些電話“聽起來就覺得他們是愿意耐心與我溝通的,感覺和其他小平臺的人很不一樣”。

  但這種規范的催收,在某些催收公司眼里太慢太“溫柔”了。他們需要的是快速收回欠款以便早些拿到傭金,便在“軟暴力”范圍內無所不用其極。例如,沒有向貸款平臺提供過信息的親友也被催收,在催收業內稱為“爆通訊錄”。于天說,它的實現方式并不復雜,許多平臺通常都會要求貸款只能在App里操作,App安裝到手機上時會詢問用戶是否讓它獲取“讀取通訊錄和通話記錄”的權限,大多數人都會直接點“是”;就算用戶不授權,平臺方設計為App的關鍵功能無法使用,強迫用戶交出權限。如此一來,那些通訊錄里標記為親屬關系字樣的人,以及欠款人最近常電話聯系的人,他們的聯系方式都在平臺面前一覽無余。當然,除了通過App,貸款平臺和催收公司還有別的辦法竊取到用戶信息。

  在中部某省份的一家小型催收公司擔任催收員的張軍(化名)向記者透露,他供職的這家公司主要接一些中小網貸平臺的催收業務。他的同事很多都只是高中畢業甚至初中畢業的文化水平,隨意招進來做一天簡單的培訓就上崗了,底薪只有一兩千元,想要收入高要靠催收成功的提成。

  “但是催收成功并不容易,所以有些人怎么簡單粗暴就怎么來,把每天該打的電話該發的短信完成就行了。反正一個欠款人在同一個催收員手中的處理是有時限的,他把這個時限耗完就扔給下一級的處理部門。到這里就是混個底薪。你想一想,以這些人的素質,怎么可能做到規范的催收?”

  更可怕的是,有些小型催收公司專以接“714高炮”的單子為生計。“714高炮”是一種超高息的短期借款,分別為7天、14天之內;“高炮”是指其高額的“砍頭息”及“逾期費用”“手續費”等,實際年化利率基本上都超過了1500%。期限只有7天或14天,借款人通常很難找到周轉方式來還款,所以許多“高炮”平臺一旦出借成功,就馬上把單子扔給催收公司;催收公司眼饞“高炮”帶來的高傭金,也就樂意承擔。在這樣的情況下,貸款平臺本來就是違法的,催收方更加不可能規范地面對借款人。


監管不全的“灰色地帶”


  監管“暴力催收”的靴子在近期落下。

  2019年10月21日,互聯網金融平臺“51信用卡”位于杭州的總部被警方調查,多人被帶走。當晚深夜,杭州公安在其官微發布消息稱:2019年9月以來,杭州警方接上級部門線索傳遞,結合日常工作發現,“51信用卡”涉及大量各地異常投訴信息。經初步調查發現,“51信用卡”委托外包催收公司冒充國家機關,采取恐嚇、滋擾等軟暴力手段催收債務的行為,涉嫌尋釁滋事等犯罪。目前,案件還在進一步偵辦中。

  頂著“創立7年,中國領先的信用卡賬單管理工具”“互聯網金融獨角獸”光環,并已在港股上市的“51信用卡”,只是“暴力催收”監管風暴中波及的“催收江湖”中的一條“大魚”。

  另一條“大魚”是自稱“中國最大的拖欠信用卡應收賬款催收服務提供商”的湖南永雄集團,該公司于2019年10月底嘗試赴美上市,三周后撤回。

  公開資料顯示,2018年11月,湖南永雄集團的一名催收員肖某因犯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肖某在供述中說:“在這個單位我就接觸到了公民信息這個事情,公司內的員工都是靠買賣公民的信息來幫助顧客找到他們想找到的人。”

  實際上,從2019年3月起,公安部圍繞“暴力催收”的一系列整頓行動不斷升級,與催收業務相關聯的網貸平臺、大數據爬蟲公司等相關方紛紛迎來大規模的整肅,催收行業尤其成為重點整頓對象。

  新浪黑貓平臺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10月,平臺涉及網貸暴力催收的投訴事件達5565件。除“51信用卡”之外,捷信金融、錦程消費金融等持牌金融機構,趣分期、拉卡拉等知名金融服務平臺,均被曝出催收相關投訴,有不少源自其外包的催收機構。

  剩下的眾多“小魚小蝦”該如何監管規范,恐怕才是最關鍵的問題。據艾瑞咨詢數據,截至2019年6月30日,全國共有3000多家催收公司,僅信用卡催收公司就有1000多家。業內人士估計,另外還有至少1000家催收公司披著其他“馬甲”存在。

  實際上,催收本無錯,而恰恰是貸后不良資產處置的關鍵一環,如果規范運行,能為保障金融安全做出有效貢獻。

  央行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三季度末,全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為2.37萬億元。如果以這個規模的欠款作為發展基礎,那催收行業的體量不可謂不大。

  但就如同千千萬萬個“林勇”的遭遇證實的,催收公司的魚龍混雜、良莠不齊過于嚴重。對于什么是“暴力催收”的法律規定還不到位,官方監管還在完善過程中。

  業內希望能先通過自律來保全整個行業的生存發展。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于2018年3月發布《互聯網金融逾期債務催收自律公約(試行)》,要求機構應建立完善的外包管理制度,審慎選用外包機構;因外包管理不力,造成損害債權人、債務人及相關當事人合法權益的,從業機構應承擔相應責任。

  在一些催收機構之間制定的《中國消費信貸催收機構行業自律公約》中,也明確提出了24條行業操守自律,包括嚴禁使用暴力、恐嚇、脅迫、騷擾、辱罵等行為,不得泄露債務人隱私信息等規定。

  2019年3月,60余家催收公司決定籌備成立“中國信用清收協會”,希望推動行業統一經營范圍、嚴格準入門檻、機構持牌經營、催收員持證上崗。

  自律能否生效,還有待觀察。但催收行業成立協會本身這件事,在當前的敏感時刻,也步履維艱。監管單位不批準新成立協會,也沒有哪一個行業協會愿意接納這樣的二級協會。

  林勇說,最開始從銀行貸款的分期還款他還能應付;然而,幾個月之后他的經濟狀況出了問題,這幾筆貸款有逾期風險。“我沒有辦法,就去下載了一些中小網貸公司的App,借新債還舊債。”雖然這些平臺每個能給的額度不高,只有幾千元,但他發現到款特別容易,幾乎只要填上身份證和銀行卡等信息,不用任何信用資質審核,就能“秒到賬”。于是,他深陷其中,接連在十幾個網貸平臺借款,現在被暴力催收“圍獵”。

  “現在想來,這些網貸平臺簡直是誘惑我的魔鬼。”林勇懊惱地說。而他沒有提到的是,“暴力催收”無疑已成為“魔鬼的爪牙”,一日不除,貽害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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